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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商报    发布时间: 19-11-13   【字号:      】

如果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建议,皇帝可以发出甄别信号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建议就如同皇帝向着大臣们宣布:众位大臣,如果你不造反,那么你想要什么条件?事实上,对于真的想叛乱的大臣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可笑得做法,因为皇帝的收益实在是太诱惑了,所以每个有机会得人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并且,在古代的皇权时代并没有什么大臣市场,那么皇帝们该怎么区分大臣们是否忠心呢?

与最低限价相反,最高限价政策是指政府通过使用法令、法规或行政手段强行把某种商品的价格限制在某个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上。当该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最高限价时,就执行最高限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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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政府,并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他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干预市场,坚信市场能够完成全部的调整工作。他甚至认为政府不该向洪灾受害者进行经济援助。弗里德曼的理由是:洪水通常是土地使用不当造成的,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和企业带来了洪水。低洼地区土地价格便宜,这就促使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由于土地价格便宜,低洼土地购买者就有充裕的资金购买保险,或用其他方式抵御洪水。如果政府给与洪水受害人经济补偿,低洼土地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上述行为的动机,这样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政府的参与削弱了自由市场有效分配土地资源的能力,因此政府的参与将导致洪水灾害的加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伟大的经济、社会学家,21岁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直到40岁,他才在洛桑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之旅,专职经济研究工作。人们把这位既独立又好斗的绅士称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因而最低工资法规对那些相对而言未受训练和无技能的人带来了失业的危险,真正从最低工资法受益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而是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高的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反,人们希望最低工资制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待遇,结果却加剧了他们的失业,对于那些老弱的劳动者来说似乎更加恐怖。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的普通渔民,他20多岁开始捕虾的时候,他只要在港口不远的地方捕虾就能维持很好的生计,而现在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如果他要完成捕虾任务,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南岸的林肯港,达里尔·斯宾塞15岁的时候就退学并开始了他的捕虾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向渔民分配执照,从那时起每个进入这一行业的渔民都需要购买执照,当初斯宾塞花1000美元购买的执照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政策为渔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总结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经济在运转,那就征税;如果经济不断地在运转,那就管制;如果经济停止运转,那就补贴。事实上,每种干预措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价格,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这个信号被干扰,那么市场就会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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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消费者,可能由于排队来迟,或者由于没有认识的熟人能够走后门,或者由于没有领到购物票,而没有买到商品。而那些买到商品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急需这种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排队来得早或者有购物票。如果说把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水平,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购买了。因此,他们会把买到的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去。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说:“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然而,尽管美国1990年颁布了《空气洁净法》,这种希望通过私人协议自发产生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许可证的定价过低,会有很多投机分子溜进来以赚取利益,而且也容易形成“寻租市场”,然而如果定价过高,那么就失去它的意义。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某件商品的自然所有者,那么其他人希望获得机会,就必须购买。当权力授予了吸烟者,他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如果新鲜空气对不吸烟者的价值超过了吸烟者的价值,那么不吸烟者就会提供足够的钱用来补偿吸烟者的损失。当权力授予了不吸烟者,吸烟者就必须对吸烟带来的“快感”进行评估,而不吸烟者就会补偿对不吸烟者带来的损失,或者放弃这项权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荒唐的例子,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外部性的核心问题。




(责任编辑: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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